顏真卿的書法，幼年秉承顏氏“草隸篆籀”家法，以中鋒古法用筆，“變法出新意”，又受張旭、李冰陽等人藝術(shù)主張的影響，在書法上取得的成就具有劃時代意義。其以獨特人格魅力和古法出新的書寫品格所形成的合力構(gòu)建，使后代學書者在“二王”書法風格之外又多了一個書法藝術(shù)審美評判與學習的選擇。顏真卿承前啟后，自出心裁，開啟了一代書法藝術(shù)新風。

在中國書法發(fā)展史上，顏真卿書法無疑是繼“二王”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伴隨著初唐到盛唐這一時期社會經(jīng)濟繁榮景象的出現(xiàn)，文化藝術(shù)也得到了飛速發(fā)展，美術(shù)、詩歌、建筑、音樂、舞蹈等各門類藝術(shù)盡顯蓬勃生機。書法藝術(shù)方面，經(jīng)過初唐、盛唐，到了中唐時期，正、草、隸、篆、行各書體全面繁榮發(fā)展，并涌現(xiàn)出一些代表人物，而在這些群星璀璨的書法大家中，顏真卿是極具時代光芒的旗幟性書法藝術(shù)巨星。

時代的變遷、家族文化教育背景、社會經(jīng)濟以及社會文化的繁榮和開放，影響著人們的審美取向。因此，中唐時期的社會審美普遍趨向于寬舒、渾厚、大氣與肥美等心理特征，而這種審美心理無不對藝術(shù)產(chǎn)生著深刻的影響。唐代書法在“初唐”時期，包括歐、褚、虞、薛四大家在楷書方面雖然各自具有相當突出的藝術(shù)風格，但他們大都經(jīng)歷了南北朝到隋朝，書法無法擺脫“二王”以及六朝遺風的影響。到了“盛唐”時期，文化藝術(shù)空前繁榮，這一時期的書法從楷書、行書和草書都有了高度發(fā)展，人們對書法的學習和研究不只停留在繼承前人技法層面上，而是在此基礎(chǔ)上，更注重精神思想與法度創(chuàng)新以及審美的重新構(gòu)建，以此而伴隨著其他門類藝術(shù)踏進了一個時代的巔峰期。顏真卿的書法藝術(shù)風格正是在這樣一些背景下形成的?？v觀顏真卿的書法，幼年秉承顏氏“草隸篆籀”家法，又得褚遂良筆法，后來受李邕“似我者俗，學我者死”的求新精神以及張旭以中鋒古法用筆創(chuàng)新，自然飄逸藝術(shù)主張的影響，在楷書方面取得的成就具有劃時代意義。如《多寶塔碑》《東方朔畫贊碑》《顏勤禮碑》《顏氏家廟碑》等，氣勢磅礴、形體豐滿、雍容大度；行草書方面，《爭座位帖》《告伯父文稿》《祭侄文稿》史稱“三稿”，渾厚凝練、跌宕縱橫，另辟蹊徑，形成了自己以“篆籀筆法”的融入，被譽為“變法出新意”獨具創(chuàng)新精神的“顏體”書法藝術(shù)風格。

此外顏真卿以忠義剛烈整肅朝紀，最后大義赴死的精神氣質(zhì)，成全了自己完美的人生價值追求，并確立了人生品格的道德構(gòu)建。后代書法家對顏真卿的人品、書品予以高度肯定和贊譽。蘇軾在其題跋中說：“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黃庭堅也說：“蓋自二王后，能臻書法之極者，惟張長史、顏魯公二人?！睂㈩佌媲渑c“詩圣”“畫圣”和“草圣”放在一起來推崇，這也說明宋人對其人品和書品的高度認同。

顏真卿書法中最具人品與書品代表意義的便是“三稿”中的《爭座位帖》，后人對此帖予以高度肯定，甚至將他與王羲之的《蘭亭序》相提并論。本文就顏真卿《爭座位帖》所包含的人格魅力與書寫品格略作解析。

顏真卿與《爭座位帖》

顏真卿（709年－784年），字清臣，祖籍瑯琊臨沂，京兆萬年人 （今陜西西安），生于唐中宗景龍三年（709年），早年喪父。開元二十二年（734年）進士。遷長安縣尉、殿中侍御史等。曾任平原太守 ，世稱“顏平原”。入京后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封魯郡公，人稱“顏魯公”。唐德宗興元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公元784）被叛軍縊殺。追贈司徒，謚號“文忠”。

與同時代書法大家們不同的是，顏真卿有著顯赫的家世背景。祖上乃“瑯琊顏氏”，始祖為孔子門下七十二賢之首的顏回。到了公元6世紀，曾編寫《顏氏家訓(xùn)》的作者顏之推遷往長安。顏之推是顏真卿的五世祖，至顏真卿為止，六世為官。其高祖顏思魯“博學善屬文，尤工古訓(xùn)”（《顏魯公文集二》中國書店出版社），曾伯祖顏師古、曾祖顏勤禮都是隋唐時著名的經(jīng)學、古訓(xùn)學家，“工于篆籀，尤精古訓(xùn)”。祖父顏昭甫“尤明古訓(xùn)，工篆籀草隸書”。伯父顏元孫、姑母顏真定、母親殷氏以及大哥顏允南皆工文善書。在如此深厚家學背景的影響下，顏真卿的書法從一開始便帶著濃厚家傳筆法的指引和熏陶，這一點與唐時各個時期的書法家們在傳承淵源上有著明顯不同，也可以說他在早期的書法學習中，受家族書風的影響非常大。與此同時，更為幸運的是顏真卿在青年時期就結(jié)識到同時代幾位偉大的書法家——徐浩、張旭和李冰陽等人，他們的影響對其書法風格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樣，一個具有家學“篆籀草隸”傳承，被世人稱之“篆籀筆法”，自然會影響到顏真卿“顏體”書寫風格的形成。

《爭座位帖》又稱《論座帖》《與郭仆射書》，是顏真卿在廣德二年（764）十一月寫給尚書右仆射郭英乂（？—766）的一封書信手稿。根據(jù)蘇軾、米芾、黃庭堅等人題跋所載，北宋時《爭座位帖》真跡為長安安氏家族所收藏。此期間蘇軾、米芾、黃庭堅等人均有幸得以親眼目睹了這件珍貴墨跡，后來安師文、安師孟兄弟分割家產(chǎn)，抑或知道墨跡的珍貴，為了公平，將《爭座位帖》一分為二，各得一半。《宣和書譜》所錄《爭座位前帖》和《爭座位后帖》應(yīng)該是指這件珍貴墨跡的前后兩半截。后輾轉(zhuǎn)歸于北宋內(nèi)府，“靖康之難”后便不知所蹤。值得慶幸的是《爭座位帖》石刻及拓本在北宋時已經(jīng)出現(xiàn)，米芾等人在其書論中均有所提及，元代學者元桷《清容居士集》題跋魯公座位帖云：“《座位帖》真跡在京兆安氏家，尚刻以傳世。吳中復(fù)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此二本余家咸有之。”由此，我們知道《爭座位帖》至少有“安氏本”“吳中復(fù)本”和西安碑林博物館的“關(guān)中本”三種。西安碑林博物館所藏是目前為止僅存的《爭座位帖》刻石，拓本稱“關(guān)中本”也稱“西安本”，其碑文刻于《抄高僧傳序》之碑陰，碑高152厘米，寬81厘米，分為上下兩截書，夾行小注、勾改不計，上下各32行，全文1193字。雖然《爭座位帖》刻石拓本眾多，且不能說清他們之間確切的關(guān)系，但根據(jù)吳中復(fù)曾知永興軍（陜西西安）與西安文廟（碑林）的淵源，筆者以為“關(guān)中本”應(yīng)該就是“安氏本”或“吳中復(fù)本”其中之一。

《爭座位帖》透出的人格本質(zhì)與魅力

《爭座位帖》成書的原因，是因為郭子儀父子帥軍抗擊吐蕃入侵，取得勝利，唐代宗詔百官迎于開遠門，并在菩提寺及安福寺舉行興道宴會，主持宴會的尚書右仆射郭英乂，不顧朝廷儀禮，屢次將手握重權(quán)的宦官魚朝恩座次安排于六部尚書之前。為此，時任檢校刑部尚書的顏真卿，寫信指責郭英乂：“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茍以取悅軍容為心，曾不顧百僚之側(cè)目，亦何異清晝擢金之士哉！”（《爭座位帖》語）一紙正義凜然、慷慨陳詞的書信未能改變宦官專權(quán)的朝廷弊端，卻為后世書學界帶來了強烈震撼，一件比肩王羲之《蘭亭序》的不朽行書作品就此誕生了。

我們在學習和研究《爭座位帖》時，僅就其書法作品本身所做出對顏真卿書法風格的社會審美與價值評判或許還是有偏差的。因為，作品本身不會說話，只能從其斑斑筆跡中領(lǐng)略到傳統(tǒng)書法藝術(shù)的精湛和點畫中融入“篆籀筆法”后，所產(chǎn)生的與“二王”不同的書寫風格。顏真卿是中國家喻戶曉的忠臣烈士，其剛毅不屈、大義凜然的人格品性，恰恰與其書法風格形成了一種完美的雙重構(gòu)建，而且這種合力構(gòu)建千百年來為人們所稱道，這也充分說明了人的品格因素成為書法品質(zhì)評判的重要來源。清人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匯考·跋爭座位稿》中說：“《爭座》刻石，此則墨跡，尤為可寶者，自乾元迄今千有余年，楮墨完美，筆畫爽朗而精神英發(fā)，雖在草草之間，正氣凜然，史稱其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非虛語也，宜乎博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欣賞一件書法作品時不自覺地加入“正氣凜然”等品評人物品格的詞語來加以評判，這樣就使得書法風格更多地與人格的道德標準聯(lián)系在一起，所謂“書如其人”，這也是自宋以后儒家評判藝術(shù)作品的一個重要標準。當然，就顏真卿《爭座位帖》而言，無疑是一件人品與書品高度完美結(jié)合的曠世杰作，這與歷史上書藝高超，但人品有些瑕疵作者的書法作品形成了明顯對照。其堅毅的人生品格，勢必成為日后書法作品背后透出精神內(nèi)涵的源泉所在，《爭座位帖》的魅力，正是人品與書品完美結(jié)合后的一種精神感召。

《爭座位帖》的書法藝術(shù)特征

對于藝術(shù)品格的評判，融入道德成分，使人品與書品產(chǎn)生直接關(guān)系，始于宋人對顏真卿書法的品評，特別是對《爭座位帖》所顯現(xiàn)出人品與書品的合力構(gòu)建所確立的書法藝術(shù)審美評判。雖然如此，拋開顏真卿《爭座位帖》所包含凜然正氣、剛正不阿的人品因素，單就其書法藝術(shù)價值而言也是絕世精品。米芾《寶章待訪錄》曾評：“《爭座位帖》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意于外也。世之顏行第一書也?！边@應(yīng)該是顏氏筆法字里字外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吧。由于是書信初稿，信手提筆又不計工拙，因此筆墨淋漓，縱橫千里。下面就其書寫風格特征，從點畫、結(jié)字、章法布局等技法層面加以解析。

點畫靈動的古法用筆。《爭座位帖》雖然是行草書，然而其用筆與顏書楷體如出一轍，只是比楷體多了使轉(zhuǎn)少了提按，中鋒用筆，筆力穩(wěn)重而矯健，藏巧于拙，秀拔蒼勁，盡顯“錐畫沙”之神韻。起筆多藏鋒逆勢入紙，臨空而落，少側(cè)鋒及尖筆，渾圓凝重，篆籀之氣油然而生；中轉(zhuǎn)動作徐緩，略有提按，平動、使轉(zhuǎn)穩(wěn)健不虛；收筆處趁勢而止，凝重渾實，偶有筆鋒挑出卻顯草隸筆意。把絞轉(zhuǎn)、平動、提按用筆發(fā)揮到了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蘇軾在其《臨爭座位帖拔尾》中有：“至于魯公，鋒勢中正，直抵蒼頡，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掃盡漢晉媚習，自成一家?！惫P畫圓勁剛毅、交轉(zhuǎn)運行、姿態(tài)飛動的點畫書寫節(jié)奏，恰恰顯示了顏體行書古法用筆的魅力所在。

嚴正而多變的結(jié)字。宋人米芾稱《爭座位帖》“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意于外”。這便是《爭座位帖》書法字形結(jié)體的特點，也是于“二王”書法的不同之處。這里的“詭形異狀”不是刻意安排的做作之態(tài)，而是書寫時 “技”與“意”相互交融的自然流露，當然，與楷書不同，行草書有其自身靈動的結(jié)體表現(xiàn)空間。我們再來看《爭座位帖》與“二王”行草書字形結(jié)體的區(qū)別，“二王”行草書字形邊畫內(nèi)擫，字體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疏密有度，筆畫間側(cè)鋒用筆取巧勢；《爭座位帖》行草書字形邊畫呈外拓形，字體結(jié)構(gòu)寬緩舒展，中鋒用筆取拙勢。所謂的“拙”就是沒有事先安排取巧的藝術(shù)本真，只有當中鋒垂直紙面時才能書寫出這種寬卓厚重的字形特征來，這也正是“草隸篆籀”用筆所能產(chǎn)生的字體結(jié)構(gòu)特征。

爛漫天真的章法布局。因為《爭座位帖》是書信草稿，信手書寫，所以整體布局前松后緊，行疏字密，大小粗細形成變化，行間縱橫開闔的對比又產(chǎn)生一種相互避讓錯落，通過字間的相互欹正對應(yīng)，建立平衡關(guān)系。后半部分行間的涂改補遺增多，使行距變密，然而增補小字與正文形成了大小對比，自然天真、輕松自如，雖緊密而不顯擁擠，在整體布局上增添了質(zhì)樸、爛漫之趣。蘇軾所說：“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tài)，乃知瓦注賢于黃金，雖公尤未免也?！边@也說明了宋人對《爭座位帖》書法自然純樸、天真爛漫的章法布局的認可。

總之，以顏真卿《爭座位帖》為代表的顏體行書，開啟了有別于“二王”筆法的“草隸篆籀”用筆時代，他的書法藝術(shù)風格呈現(xiàn)了順應(yīng)自然，樸拙寬厚，一派生機勃勃景象。其古法用筆、奇特多變的字體結(jié)構(gòu)和天趣橫生的章法布局，承前啟后，自出心裁，足以開一代書法藝術(shù)新風。

《爭座位帖》對后世書法藝術(shù)的影響

翻開歷代書論，晚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傳授筆法人名》中第一次在書論中出現(xiàn)顏真卿的名字。至宋以前，晚唐、五代時期受顏真卿書法影響的主要有兩個重要人物，一個是柳公權(quán)，另一個是楊凝式。柳公權(quán)（778—865）以楷書著稱，瘦勁剛健、結(jié)體嚴謹，曾提出“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保ê髸x·趙瑩《舊唐書·柳公權(quán)傳》）的書學觀點，為后人所推崇，與顏真卿楷書被譽為“顏筋柳骨”，也稱“顏柳楷書”。柳公權(quán)書法師法顏真卿歷史上沒有明確記載，但宋以后歷代書論均認為他們之間存在著師承關(guān)系。蘇軾就在其《東坡題跋》中說：“柳少師書，本出于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边@可能是顏柳師承關(guān)系的最早說法。

《爭座位帖》作為顏體行書，對后世書法產(chǎn)生影響是從楊凝式開始。楊凝式（873—954）是五代時期著名書法家。楊凝式與顏真卿之間的師承關(guān)系也是由宋人最早提出，并為后世書學界所認同。米芾《書史》中提到：“凝式書天真爛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座位》?！边@就基本上肯定了楊凝式行草書是受到了《爭座位帖》影響。宋代張世南在《游宦紀聞·舊聞證誤》中說：“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跡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边M一步說明了楊凝式書法與顏真卿的師承關(guān)系。楊凝式書法歷來評價甚高，其行草書學古而不泥古，不留痕跡，為后人開啟了行草書學習的善學之典范。

受《爭座位帖》影響最大的還是宋朝。宋人對顏體書法的推崇，有著其深刻的政治和社會文化背景。經(jīng)過唐末、五代紛紛亂世，宋王朝建立后需要一個安定祥和的統(tǒng)治環(huán)境，忠毅雄強是當時社會的精神需求，而顏真卿人品與書品精神建立同構(gòu)所取得的書法地位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日見崇高，學其書法就是學人品，而學其人品又是通過學習書法來取得，在這里學習顏真卿書法和學習其高尚人品合二而一，因此也就不難想象宋人皆學顏魯公這一歷史事實了。明人董其昌（1555—1636）《畫禪室隨筆·題爭座位帖后》中就有：“《爭座位帖》，宋蘇、黃、米、蔡四家書皆仿之?！痹凇八嗡募摇敝?，米芾對顏體楷書頗有微詞，但對顏真卿行書，特別是《爭座位帖》從字里到字外充滿了欣賞之意，感嘆“世之顏行第一書也”。米芾雖然沒有記述自己對《爭座位帖》的摹寫學習，但從他對《爭座位帖》的認可程度來看，想必是從中得到了不小啟發(fā)。蘇軾在其《臨爭座位帖》后附跋語中寫道：“但觀《徵座位帖》（原文如此），即知吾言不謬。簿書之暇，每沐浴焚香，大小曾臨數(shù)十卷，雖不相似，而書法已愈于宿昔多之矣?！睆闹形覀兛梢钥闯鎏K軾非常恭敬地臨習了《爭座位帖》數(shù)十遍，而在其《臨爭座位帖》墨跡中也確實能感覺到他在盡力忠于原作，只是在筆法上少了些“篆籀”筆法而增加了一些點畫上的提按頓挫。此外，黃庭堅、蔡襄也是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容納吸收《爭座位帖》行草書用筆、結(jié)字技法以及《爭座位帖》所透出的精神內(nèi)涵，最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行書書寫風格。必須說明的是宋人學習顏真卿書法，是多層次、多方位的吸收，同時還有“二王”風格的融入，最終才能形成“尚意”的宋人書法風格體系。

宋以后元、明、清乃至當代，《爭座位帖》的書法藝術(shù)魅力無不吸引著無數(shù)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董其昌、傅山、劉墉、錢豐、何紹基、譚延闿以及當代的啟功先生都鐘情于《爭座位帖》，他們都曾完整臨摹不下數(shù)遍，每臨而有感并跋文其后。董其昌遍臨顏體，曾言“吾書無所不臨仿”“顏魯公爭座位帖，宋蘇、黃、米、蔡皆祖之，所謂折釵股，屋漏痕具在于此。” （董其昌臨《爭座位帖》跋語）與宋人有所不同的是，董其昌臨《爭座位帖》多舍形而取意，以己意而會古意，學習古人不墨守成規(guī)，這也為后來書學者提供了又一種書法學習與創(chuàng)作的方法。以至何紹基（1799—1873）學習《爭座位帖》更是取其神情氣質(zhì)，兼融各體，形成大氣磅礴，脫古出新的個人風格。到目前為止，當代學習行草書的人們依然將《爭座位帖》作為不可繞過的書學法寶。

縱觀顏真卿《爭座位帖》，以其不畏權(quán)臣、剛正不阿的人格品質(zhì)采用書信手稿形式而產(chǎn)生，又在上千年的流傳中，以其筆法高古而出新的藝術(shù)魅力打動了歷代無數(shù)熱愛書法的人們。也正是這種人格品質(zhì)與書法藝術(shù)品格相互映照下所形成雙重合力，符合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藝術(shù)哲學。因此學習《爭座位帖》成為歷代學習書法者的精神與實踐體驗，學習書法的同時也是學習其內(nèi)在人格精神，談到顏真卿的人格精神自然也不得不提他的書法藝術(shù)，這便是顏真卿《爭座位帖》流傳千年不衰的書法藝術(shù)本質(zhì)所在。